而你们做得怎么样？这么高的跳板两边什么都没有，你说叫工人小心一点就是了，厂长同志，你叫工们们怎么小心法呀？哦，跳板上没有遮拦，更没有安全网，你就叫大家小心一点一句话算是对大家安全的关心了？这够吗？如果一时不小心呢？那不就掉下去了吗？做为一个家长，孩子们在骑车出去了，你对他们说你们出去要小心一点呵，这是可以的，可现在是工人们在你们的船台上做工，你得要为他们创造绝对安全的工作环境！不能笼统地含糊地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安全保障的‘小心一点’的话，就算是关照了。这种没有实质安全内容的话，不应该从你一个厂长嘴里说出来的！
人家日本企业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以自己的灵魂来担保，厂长把安全生产以“入魂”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说在一个单位里，他要对工们们的安全拿自己的整个灵魂放进去地关注工人们的安全健康！可我们的厂长却是这样说一句你们上船台跳板时‘小心一点’，就算是对安全生产的关心了？就这样说一句这种不痛不痒的话，不做实际质性的安全工作，就算对工人们的安全健康负责了？我们还是国家，本来对工人们就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却还不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厂的厂长！我们不觉得惭愧吗？
厂长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声不响。
周处长又继续望着他说：“厂长同志，你刚才讲的过去大家走上走下都没有出过什么事故，这都是侥幸的。不出事故是暂时的。出事故是必然的。也可能一年两年没出事故，但出一次事故你就够了，大家小心翼翼的不敢上跳板，到那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像这次一样死了人，再给你挂上‘安全生产问题严重单位’的牌子，让你的工厂和全体员工都搞得灰留留的，大家心里都阴阴的，你说你们工厂生产能搞得好吗？”
到这里厂长被说得脸红红地低下头去。良久他抬起头来长叹了一口气，‘我也知道做护栏的好处，可是做护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用很多钢材和练条等大批材料，还得耗费许多工时，一只船造好，把它拆了，一只船上船台又要搭。要花费很多物资和人力的。’
周处长听了生气地说：“可是从高空摔死一个人，要损失多少呢，这笔账你有没有算过？”厂长只是沉沉默拨弄他手里的那支铅笔。
周处长又对他说：“除了一个工人因工伤死了，先要拿出一笔抚恤金外，工伤逝世的家属，他妻子顶替他工作不算，还有两个孩子要培养他们到十六岁，得要花多少钱？这笔帐你有没有算过？那就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吧？你做些跳板的护拦不过花个几万元钱就了不起了，几万元和几百万相差是多少？这样简单的账你们难道也不会算一算吗？更何况，对于工人家属来说，给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他们没了丈夫和父亲一辈子的痛苦和失落！
“再说要是老从船台上摔下来，工人们走在跳板上都小心翼翼的。你们夏师傅在船台上死了后，听说夜里在船台上工作的工人家属悄悄地在船台上做羹饭，烧锡簿，都搞得家属们人心枉枉的了。这样的气氛以后还怎么叫工人在船厂台上安心工作呢？
厂长听了呆呆地望望周处长等检查组同志还是不吭声。
这样情况，检查组的劳动局安全监察组周处长等决定还是不回去，他给厂长讲你们厂里这次事故性质很严重。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再看一看。晚上就宿在厂里了。
晚饭以后，包安良来到白天来过的船台区，他听工人们说晚上有人在这里船台区做羹饭祭奠在船台上死的亡灵的，看看今晚还有没有人来做羹饭？他就悄悄地来到船台区。今夜的船台区没有做夜班，静静的。也没有雪白的探照灯，白天叮当起差的敲打铁板和烧电焊声也没有了。只听见海边浪涛哗哗地拍击着岸边的声音。包安良一个人独自悄悄地来到船台区的海边。这地方晚上他以前也来过。当时姜玉强还在，他是在一次来看姜玉强时到这里来的。老姜说，这海里有卢鱼，可以在码头边上去钓。那晚他们向钓过鱼的工人借来两杆钓鱼杆，当时在码头边他和姜玉强一人提着一杆钓杆，钓了半夜钓了两条大卢鱼，他们在姜玉强的宿舍里烧好了，还打来两斤黄酒，和驾驶班的工友们就着刚钩上来的红烧卢鱼，吃得好开心。可是没有想到老姜这样早就走了，只剩他的家属在厂里顶替。他在这里缺了一个亲密的战友，心里不免有点凄怆。走着走着只见前面来了几个人。安良想想好生奇怪，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到船台区，难道是来做夜班的，可是看看样子又不像。
这时那几个人悄悄地走来，安良躲到一艘大船侧边去。他想看看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又是来做羹饭的？
一会，见几个人隐隐约约地走过来，待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手里各自拿着一只篮子，然后来到船台后面，在地上摆开一张布，然后她们从篮子里搬出一碗一碗吓饭来，一会又在那里点起了蜡烛和香。两个妇女先后伏倒在地扑扑地拜几拜，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嘴里还悲怆地叨念着什么。安良正想走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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